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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案例

2018年最高院:13篇知识产权案例

发布日期:2019-01-07 浏览次数:66

专利

(一)深圳市基本生活用品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思派硅胶电子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8年第5期)[1]


【裁判摘要】


重复侵权包括以下构成要件:一是本诉中被侵害的权利与前诉中被侵害的权利为同一权利;二是本诉中的侵权行为人与前诉中的侵权行为人为同一主体;三是本诉中的侵权产品与前诉中的侵权产品为(侵权构成上的)相同产品;四是本诉中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前诉判决生效之后且有合理的时间间隔。权利人就重复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的,不属于重复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二)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第一三共株式会社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8年第6期)[2]


【裁判摘要】


1. 马库什方式撰写的化合物权利要求一直被视为结构式的表达方式,而非功能性的表达方式。马库什权利要求限定的是并列的可选要素而非权利要求,应当符合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关于单一性的规定。马库什权利要求应当被视为马库什要素的集合,而不是众多化合物的集合,应当理解为具有共同性能和作用的一类化合物。


2. 在无效阶段对马库什权利要求进行修改必须给予严格限制,允许对马库什权利要求进行修改的原则应当是不能因为修改而产生新性能和作用的一类或单个化合物,但是同时也要充分考量个案因素。


3. 马库什权利要求创造性判断应当遵循创造性判断的基本方法,即专利审查指南所规定的“三步法”。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创造性判断的辅助因素,通常不宜跨过“三步法”直接适用具有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来判断专利申请是否具有创造性。


(三)罗世凯与斯特普尔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8年第5期)[3]


【裁判摘要】


1. 专利无效理由可以区分为绝对无效理由和相对无效理由两种类型,两者在被规范的客体本质、立法目的等方面存在重大区别。有关外观设计专利权与他人在先合法权利冲突的无效理由属于相对无效理由。当专利法第四十五条关于请求人主体范围的规定适用于权利冲突的无效理由时,基于相对无效理由的本质属性、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秩序效果等因素,无效宣告请求人的主体资格应受到限制,原则上只有在先合法权利的权利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才能主张。


2.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受理相关诉讼后,为保证诉讼程序的稳定和避免诉讼不确定状态的发生,当事人的主体资格不因有关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随后发生变化而丧失。专利无效宣告行政程序属于准司法程序,当事人恒定原则对于该程序亦有参照借鉴意义。对于无效宣告行政程序启动时符合资格条件的请求人,即便随后有关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其亦不因此当然丧失主体资格。


(四)西峡龙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榆林市知识产权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2018年第5期)[4]


【裁判摘要】


1. 已经被明确变更的合议组成员又在被诉行政决定书上署名,实质上等于“审理者未裁决、裁决者未审理”,悖离依法行政的宗旨,减损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主体的信任。此已经构成对法定程序的严重违反,不受行政相对人主观认知的影响,也不因行政相对人不持异议而改变,不属于“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无需撤销行政行为”之情形。


2. 行政执法人员具备相应的执法资格,是行政主体资格合法的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原则上,作出被诉行政决定的合议组应由该行政机关具有专利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组成。即使异地调配执法人员,也应当履行正式、完备的公文手续。


3. 权利要求的内容是划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唯一标准,说明书、附图只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在运用说明书和附图解释权利要求时,不能将说明书对具体实施例的具体描述读入权利要求。

商标

(五)曹晓冬与云南下关沱茶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8年第10期)[5]


【裁判摘要】


注册商标权属于标识性民事权利,商标权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标识,更有权使用注册商标标识其商品或者服务,在相关公众中建立该商标标识与其商品来源的联系。相关公众是否会混淆误认既包括将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商品误认为商标权人的商品或者与商标权人有某种联系,也包括将商标权人的商品误认为被诉侵权人的商品或者误认商标权人与被诉侵权人有某种联系,妨碍商标叔人行使其注册商标专用权,进而实质性妨碍该注册商标发挥识别作用。


(六)北京庆丰包子铺与山东庆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8年第12期)[6]


【裁判摘要】


我国商标法鼓励生产、经营者通过诚实经营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建立与其自身商业信誉相符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商标的品牌价值,同时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公民享有其合法的姓名权,当然可以合理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公民在将其姓名作为商标或企业字号进行商业使用时,不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明知他人注册商标或字号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仍注册与他人字号相同的企业字号,在同类商品或服务上突出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或字号,明显具有攀附他人注册商标或字号知名度的恶意,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其行为不属于对姓名的合理使用,构成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


(七)杰杰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金华市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年第7期)[7]


【裁判摘要】


当事人以商标标志构成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主张诉争商标损害其在先着作权的,需要综合考量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着作权登记证明晚于诉争商标申请日时,可以结合诉争商标申请日前的商标注册证、包含商标标志的网站页面、报刊内容、产品实物等证据,确认商标标志的形成时间早于诉争商标申请日的事实。在仅凭商标注册证不足以证明在先着作权时,可以综合考量全案证据,在确认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时,可以认定当事人对该商标标志享有在先着作权。


(八)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8年第9期)[8]


【裁判摘要】


肖像权所保护的“肖像”应当具有可识别性,其中应当包含足以使社会公众识别其所对应的权利主体,即特定自然人的个人特征,从而能够明确指代其所对应的权利主体。如果请求肖像权保护的标识不具有可识别性,不能明确指代特定自然人,则难以在该标识上形成依法应予保护,且归属于特定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或人格利益。如果当事人主张肖像权保护的标识并不具有足以识别的面部特征,则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标识包含了其他足以反映其所对应的自然人的个人特征,具有可识别性,使得社会公众能够认识到该标识能够明确指代该自然人。


(九)蜘蛛王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美国蜘蛛集团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8年第11期)[9]


【裁判摘要】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程序中,应当区分商誉的延续与商标的延续。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商誉,可以转移、延续,但是其市场经营行为并不因目的上的正当性而当然具有结果上的合法性。市场主体以转移、延续商誉为目的另行注册与原注册商标标识存在一定联系的新商标,仍然应当由商标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审核。

着作权

(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电子工业出版社、曲建方着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2018年第10期)[10]


【裁判摘要】


特定历史时期职务作品的着作权归属不宜直接适用现行《着作权法》对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所确定的判断标准进行判定。本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下简称美影厂)和曲建方通过诉讼主张涉案角色造型作品着作权的归属是在涉案作品创作完成的三十余年后,期间,美影厂与曲建方各自使用涉案作品的共存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且双方都为涉案角色造型的社会影响力提高、品牌价值力提升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此种情况下若将涉案作品的着作权财产权归属一方当事人单独享有,显然会导致权利失衡,也有违公平原则。

不正当竞争

(十一)江苏天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湖南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8年第10期)[11]


【裁判摘要】


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实际使用的、与中文企业名称存在对应关系、已具有识别市场经营主体作用的英文名称,可以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擅自在出口商品上使用他人英文企业名称,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根据权利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予以确定。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侵权商品的销售量乘以权利人商品的单位利润所得之积计算。在查明侵权商品销售量年度区间分布时,可以侵权商品年度销售量乘以权利人商品该年度单位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商品的利润一般应按照营业利润计算,在销售利润的基础上扣除相应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知识产权合同

(十二)钦州锐丰钒钛铁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合同纠纷案(2018年第1期)[12]


【裁判摘要】


1. 对于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受托方欺诈行为的认定,必须尊重技术开发活动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区分技术开发的不同阶段,以合同签订之时的已知事实和受托方当时可以合理预知的情况作为判断起是否虚报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标准。


2. 对于产品的理解,尤其是对中间产品的理解,既要考虑其所处的研发阶段,也要考虑起所对应的具体程序。


3. 技术开发成本包括但是不限于实验设备的相关费用,且技术开发成本也仅仅是决定技术开发合同价款的因素之一。技术成果的先进性、技术成果实施转化和应用的程度、当事人享有的权益和承担的责任、技术成果的经济效益等,亦与技术开发成本一样,是技术开发合同定价的重要考虑因素。


4. 关于是否向规模化工业实验项目投资的判断,尽管离不开对技术和项目的理解,但本质上仍是一种商业判断。项目产值的估算、项目成本的核算、项目利润的预测等商业分析,应由投资方完成。


(十三)汾州裕源土特产品有限公司与陕西天宝大豆食品技术研究所技术合同纠纷案(2018年第2期)[13]


【裁判摘要】


1. 能否产出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与该产品能否上市销售、是否适销对路、有否利润空间等并非同一层面的问题。技术合同领域,尤其是涉及技术工业化的合同中,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明确约定,不应将产品商业化认定为技术合同的目的。

2. 投资方应审慎签订涉及技术工业化的合同,在技术指标的设置和产品合格标准的选择上,应当尽可能贴近市场对产品的要求,尤应避免在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或相关公众要求较高的领域,仅以市场准入标准作为合同项下的产品合格标准,从而陷入产品合格而商业失败的窘境。

参考文献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6年11月8日,合议庭成员:岳利浩、肖海棠、肖少杨)。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24日针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四川隆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淮南杰明生物医药研究所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请示案所作的(2009)民三他字第6号《对侵权行为人变更其原侵权技术方案后的新实施行为的处理》的答复指出:行为人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停止侵害的义务,继续其原侵权行为的,权利人除可以依法请求有关机关追究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外,也可以另行起诉追究其继续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41号行政判决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0日,合议庭成员:秦元明、李嵘、马秀荣),本案亦为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并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


[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8622号行政裁定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5日,合议庭成员:朱理、毛立华、佟姝),本案亦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


[4]: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84号行政判决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5日,合议庭成员:李剑、张志弘、杜微科)。本案亦为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并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


[5]: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7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7年9月20日,合议庭成员:王艳芳、杜微科、何鹏)。本案亦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并为2017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


[6]: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6年9月29日,合议庭成员:骆电、李嵘、马秀荣)。本案亦为2016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并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


[7]: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35号行政判决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1日,合议庭成员:夏君丽、郎贵梅、傅蕾)。本案亦被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本案否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收录的鹤山三丽雅工艺制品有限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格里高利登山用品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2154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判意见。


[8]: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332号行政裁定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7日,合议庭成员:夏君丽、王艳芳、杜微科)。本案亦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并为2017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


[9]: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297号行政裁定书(裁判日期:2017年12月22日,合议庭成员:王艳芳、毛立华、杜微科),本案改变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3)》收录的博内特里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名仕公司商标争议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8号行政判决书〕的裁判意见:“同一主体的不同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辐射”。


[10]: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200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5年11月30日,合议庭成员:凌崧、陆凤玉、胡宓)。本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以(2016)沪民申181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再审。


[11]: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188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6年11月10日,合议庭成员:宫晓艳、邵勋、李加平)。


[12]: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6年11月29日,合议庭成员:骆电、李嵘、马秀荣)。本案亦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6)》,并为2016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


[1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51号民事判决书(裁判日期:2017年1月24日,合议庭成员:骆电、李嵘、马秀荣)。本案亦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17)》。


来源:永新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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